【编者按】近期，上海市启动“十五五”规划“百家访谈、万家调研”活动，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对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的意见建议。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共同开展对战略科学家、决策咨询专家的深度访谈，受访专家作为各自领域的顶尖人才，既有对相关行业的一线观察，更有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考，共同助力上海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工作。
本期受访专家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。
人物简介：郑庆华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同济大学党委书记。国家“万人计划”科技创新领军人才，教育部大学计算机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负责人。
在IEEE TPAMI、TKDE、IJCAI、AAAI等发表论文190余篇，出版《大数据知识工程》等专著3部，主持国家863计划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、国家科技创新2030“新一代人工智能”重大专项等40余项科研项目。
研究成果在数字教育、国家金税工程偷逃骗税识别等实现重大应用，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、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和二等奖3项，获2022年度何梁何利基金“科学与技术进步奖”，中国自动化学会科技进步特等奖。
【从业态向生态转变】
记者：您曾经说过，人工智能发展有三条技术路径，您现在正带领科研团队借鉴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探索机器智能新路径，新路径和以往的技术路径有何不同？
郑庆华：人工智能发展有三条技术路径，都通向强人工智能或者通用人工智能。第一条路径是深度学习、数据驱动的大模型；第二条路径是知识引导和数据驱动的混合模型；第三条路径是借助人脑记忆机理的新型机器智能模型。这三条路径各有特色，互相补充，未来都有各自的应用场景和新需求。
客观上讲，大模型的确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强的机器智能、机器大脑。但是大模型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，比如说我们在航空航天、南极北极、深海、沙漠等环境下，连无线网络都没有，终端也无法部署，算力根本渗透不到那里去。其次，在一些军事战场当中，国防军工这个领域是一个无人系统，要求自主性，它不可能把无人机等设备实时与大模型相连。在这些情况下，很多问题是大模型无法解决的。
同时，大模型的固有缺陷也很明显，比如说可能会出现幻觉、存在不可解释性、能耗和数据过大，这些是固有缺陷很难破解。所以，除了大模型之外，我们还要探索新的路径。
目前，虽然中国在大模型上进入了全球的第一方阵，但大模型的底座、生态，并不是中国原创的。未来，通用人工智能、强人工智能如何走出一条真正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概念、原始模型的道路，这非常重要。
因此，我们提出了受人脑启发的机器记忆智能新模型。这个模型实际上是借鉴人脑记忆的机制，因为记忆跟存储不一样，存储只是保存数据，十年前保存的、一百年前保存的数据都不会变，但记忆既有物理信息的存储功能，还有抽象、联想、推理、演绎、归纳功能，它是一种高级的认知，这些功能是大模型缺乏的。人脑只用23瓦左右的能耗就实现了机器需要几百万瓦能耗的算力，并且能够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，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思维等性能。因此，我们提出来的观点，就是要把人脑这些真正基于认知、计算的能力，借鉴到未来的机器智能模型当中，让机器从根本上实现逻辑思维、证据推理、归纳抽象演绎等功能。
同济大学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创新。
记者：在人工智能领域，下一个关键的颠覆性技术有哪些？上海还需要建立哪些相关的机制制度？
郑庆华：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态体系。比如说新型计算范式要突破，光计算芯片、智能光计算要去研究，在认知理论方面，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研究视觉模型，其实就是要解决大模型和视觉模型的深度结合。
同济大学结合实际提出了工程智能（AI for Engineering）这个概念，除了在全球已经被大家熟悉的“AI for Science”，工程智能是嫁接科学智能和工程应用、产业产品非常重要的、不可或缺的桥梁。当然，人工智能本身也需要工程化，就是说人工智能最终落地，需要部署安装、符合实际环境，包括生态、成本，可用性、可靠性这些方面的条件，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研究的工程化。
因此，上海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在下一盘大棋，从芯片、算力，到数据、算法、模型，到上面各类应用和各类训练场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态体系。这个生态体系我认为需要实现两个转变，一是从业态到生态的升华，二是从拼图向版图的一个跃迁，还有从硬件到软件各自发展朝着软件和硬件协同发展的跃迁。
【让每个板块都成为活跃的干细胞】
记者：上海已经锁定了三大先导产业、五大中心建设，要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力量，从战略规划上来说，上海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？
郑庆华：我们要构造一个生态体系，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科技力量。也就是说，要把上海的国家实验室、全国重点实验室、高水平大学、龙头企业、独角兽企业以及有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都整合起来，形成共创共赢共转化，上下游无缝衔接，纵向到边、横向到块的一种新的生态体系。
同时，这一生态是“制度型开放创新”的生态，上海有临港芯片自贸区，有张江科学城……每个区都有自己的特色、优势和文化。要把微观的区块和整个上海的城市生态融合形成活力，让每个板块都成为干细胞，具有创新活力、自我生长的体系。
第三，上海要建设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引育体系。要面向全球顶尖青年、原始创新人才等，形成一套发现、吸引、培育、留用全周期的体系。
第四，建设策源和设计国际规则以及平台。在这些方面，上海的发展既然已经定位为全球科创中心，那么上海不光自己要做技术、做产品，同时还要做国际标准、国际规则制定。
记者：上海要打造全球科创中心，在“十五五”规划中，如何进一步激发企业的积极性，尤其是民企参与基础研究的积极性？
郑庆华：上海要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、原始创新的力度，这是打造科创中心的一个基本支撑条件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“十五五”期间，对于政府来说，主要是机制创新，构建企业技术、研究成本合理的分摊机制。现在基础研究主要还是靠政府投入，但政府投入的额度是有限的，政府只能引导和重点投入，所以企业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。因为基础研究是有风险、长周期，这与企业追求利润的中短期目标未必一致，因此，引导企业投入基础研究要有一套新的机制。比如在税收政策上，投入基础研究能不能作为企业减免税收的依据？新机制目的是要营造一种氛围，让企业敢投，而且投后有回报，能够把今天的投入作为明天的回报依据。
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。现在，国有企业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，在基础研究、关键技术上有投入。政府怎么更好地组织民营企业投入基础研究？这是要破解的难题。建议打造若干基础研究加中试验证一体化平台，降低民企进入的门槛，鼓励中小企业借平台之力参与基础研究，提高这些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成果的承接能力。
记者：“十四五”规划提出了国家实验室试点“负面清单”新模式，赋予了实验室更大的经费的使用权和资源调动权。您觉得，“十五五”期间，国家实验室还可以进行哪些政策方面的改革和扶持？
郑庆华：现在，国家实验室大部分还处于建设阶段，还在成长期，没有到成果涌现的阶段。总平台、总链长这个机制很好，但是怎样能够把各方资源汇聚起来、形成链条，还是需要再深入探讨的。因为客观上讲，国家实验室没有行政职能，要通过利益、共同的事业目标去引领这件事情，真正做起来确实还有不小难度。
另外，国家实验室的项目多采用“揭榜挂帅”的机制，这个模式也很好。进一步讲，榜的颗粒度切得多大？怎么评价挂帅的帅，谁能挂帅？还是需要有一套非常好的机制才行。因为有很多科技创新的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，他的想法开始时未必能够被人理解。而挑选能揭榜的帅，不是看他既有成果的积累，而是面向未来的创新，因此在“揭榜挂帅制度”的选拔机制上还需要创新。
此外，要探索国家实验室多元投入和成果回报的运行新机制。现在国家实验室的投入机制，是政府、地方、企业都在参与，但如何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建、共享、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，对科创来说尤为重要。改革评价制度，关键要突出长期贡献和战略支撑力。国家实验室一定要真正在基础性、原创性和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起到战略支撑和战略引领作用。也就是说，国家对实验室的考核要避免项目化考核的做法，而真正应该重视考核国家实验室在基础、系统、链的布局，以及高端人才的引育方面所作出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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